基本信息

　　书名：东野圭吾法兰克福主场遭遇失利，新赛季背水一战需重振雄风的最后致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日）东野圭吾

　　内容简介：

　　他曾经驻足在不足十米的平房里法兰克福主场遭遇失利，新赛季背水一战需重振雄风，上厕所要跑到屋外，屋里会有蜈蚣光顾法兰克福主场遭遇失利，新赛季背水一战需重振雄风；他曾经被读者和评论界抛弃，甚至跑到书店买自己的新书以求提高销量；他曾经消沉了十几年，甚至打算用笔名重新出道……

　　如果法兰克福主场遭遇失利，新赛季背水一战需重振雄风你只看过他的小说，如果你只知道他是个畅销作家，那么，你真的不了解真实的东野圭吾！如果你希望了解这个水瓶座男人，请仔细阅读这部“最后的致意”吧！

　　作者简介：

　　东野圭吾 Keigo Higashino

　　当代最知名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无可争议的畅销小说天王。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生于大阪。一九八五年凭借《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一九九九年凭借《秘密》夺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先后以《秘密》、《白夜行》、《单恋》、《信》、《幻夜》五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奖。二〇〇六年，依靠《嫌疑人X的献身》一举摘取直木大奖，并且同时包揽“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周刊文春推理小说BEST 10”、“本格推理小说BEST 10”三大日本最权威推理小说榜单第一名，确立了其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

　　书摘正文：

　　I年谱

　　一九五八年

　　这一年的二月四日，圭吾出生于大阪市生野区。我家里经营着一个生意萧条、卖钟表眼镜贵金属等饰物的小店。我是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个。我的户籍所在地写的是“东区玉造”，那是父亲的出生地，我自己没有在那里住过。父亲以“这个地方说起来比较好听”为由，把我的户籍地安到了这里。结果，在之后很多年里，想弄个户籍复印件都要大费周章。而比我年长五岁的大姐却把这事灵活地运用了起来，每当别人问她老家在哪里的时候，她总是给出“我的户籍在东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

　　圭吾对生野区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怀有深厚感情，不过，就像我在其他文章里提到过的那样，这个地方也有不少问题。家里的旧相册中收藏着一张圭吾出生时光屁股的照片，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男孩儿出生的时候都要照这么一张，这个疑问一直没人给我解答。还有，“东野”这个姓氏本来读作“TOUNO”，但是父亲非要把读音改成“HIGASINO”，无论是按照五十音图①的顺序，还是按照伊吕波①的顺序，“HIGASINO”都比“TOUNO”排得靠后，似乎这就是父亲的理由。这大概与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的经历有关吧。顺便说一句，父亲曾是个军曹②。

　　I年谱

　　一九五九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在有“日本人罗圈腿元凶”之称的走步器里学走路，结果一不小心从几十厘米的高处掉了下来，摔伤了脸蛋。右侧脸颊的伤疤三年多都没有消退，所以在最可爱的那几年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不过，那个疤现在已经没有了，有时摸摸颧骨，还能隐隐感觉到皮肉上有一道裂痕。另外，我的鼻梁也被摔歪了，这一点让我很是在意。

　　一九六二年

　　这一年的某日，圭吾第一次去了离家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园，结果在那里迷了路。三个初中女生发现了哭泣的我，并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父母提出寻人申请，所以又把我移交给辖区地的布施警察局。实际上，当时圭吾的父母正在看相扑比赛转播，看得入了迷，根本就不知道儿子丢了。当父母专注于大鹏力士③的比赛分组时，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一遍一遍念叨着“东野、大成市场”这几个字。大成市场就在我家附近，警局的人在市场里播放了寻人广播，但母亲当然没有听见——她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比赛呢。相扑结束后，她到市场买东西时，邻居告诉她“刚才广播里在找你呢”，她这才意识到孩子不见了。父亲赶到布施警察局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一去就被警察骂了个狗血淋头——圭吾心中暗喜。据说，当时我正在吃女警察给的香蕉。顺便提一句，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白夜行》开篇提到了我曾经走失的那个公园。

　　一九六四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圭吾进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学读书。公立学校人人都能上，不过也要参加一个所谓的智力测验，就是让小朋友照着范本画出一样的图形之类的。让我画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不过，为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都会记得啊！就算当时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①吧，那也应该多记些有用的事才对。

　　应该就在这一年，东京举办了奥运会。阿贝贝②在马路上奔跑的英姿给圭吾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记得是看的是直播，还是市川崑③导演拍的纪录片电影了。那个电影我看过两次，这是我记忆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话说回来，小学的伙食实在太差劲了。开学典礼后，给家长和学生准备的伙食还算不错，但是从第二天开始，伙食就难吃得要命。关于学校伙食的悲惨回忆实在不胜枚举。欲知详情，请阅读《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伙食蚯蚓”事件爆发，这件事也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别嫌烦，圭吾对小学伙食的怨念实在太深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册上全是三分，而在那个时代，全是五分才是优秀生。大姐和二姐总能得到优秀生的奖章，所以学校的老师也对东野家的老三十分看好，而且又是男孩子，备受期待大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圭吾全科都是三分，语文、算数、理科、社会、体育、音乐，甚至是吃饭，全都是三分。三分也就等同于“一般”，就是说在整个班级里，既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属于“最普通”这个等级。辜负了老师的期待，真是对不住了。每天都沐浴在老师失望而又悲哀的目光中，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奥特Q》①。其实此前我也看过怪兽，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厅看到也可以当成值得纪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也就不会看到《奥特曼》和《赛文奥特曼》，我也就不会在《小说SUBARU》上发表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这篇随笔也就不能发展成为后来的《那时我们是傻瓜》这本书，也就不会给东野家丢人现眼了。所以说，到底是哪样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为什么，圭吾被推举为儿童会（初中和高中叫学生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候选人。能在这么多人里被推选出来，就说明你很有领袖风范嘛——大概很多人出于好意会这样解释，但是圭吾确实不是这块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号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连班长都没当过，充其量也就当过保健委员和园艺委员之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为什么非要选我当儿童会副会长候选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大家都觉得“把圭吾同学选为候选人一定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要在全校学生面前演讲，让圭吾同学上台演讲会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却毫不在意，开始专心准备演讲。另外，圭吾把演讲和表演搞混了，我觉得表演的话必须得让观众喜欢才行，于是就准备了一份笑料满满的讲稿。结果，这一计划居然大获成功，我的演讲备受好评。不仅如此，我还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没错，圭吾是副会长了。连我父母都吃惊地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过，圭吾意气风发地当选之后，什么事也没干，就在会长旁边傻站了半年。

　　顺便一提，这一年发生了三亿日元事件①。三亿日元，就是三○○○○○○○○日元。因为这个金额实在高到没有天理，所以圭吾并没觉得犯人是坏蛋，反而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围的大人们也夸那个犯人头脑机灵，也许这就是我开始关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机吧。

　　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事，让圭吾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因为五年级时做的那个演讲太成功的缘故，在我升上六年级以后，又被推选为儿童会会长的候选人。全班同学起哄推荐了我，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事都太乱来了吧。不过既然上了贼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决定做个合格的候选人，并从那天开始专心练习演讲。其实，我还是没分清演讲和表演，天天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观众逗笑。带着这个误解，演讲结束了，结果我居然再次当选。当然，我不是靠成绩被选上的，所以在担任会长期间一直有些心虚。最辛苦的是，开会时我要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这事我实在干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让担任会议副主席的女生帮忙，自己只会在一旁傻笑。

　　顺便说一句，那年年末圭吾剃了个圆寸，这倒不是因为遭遇了失败，而是因为我知道上了初中反正也要剃成圆寸，所以不妨先适应一下。结果我剃了头才发现自己后脑勺很平，特别难看。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一九七○年

　　这一年的三月，世博会在大阪召开。三月时，圭吾还是小学生，我和朋友坐着地铁去了会场，顿时觉得住在大阪真幸福。那时，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与外国人搭话，和外国人握手。圭吾只会“hello”这种简单的词汇，但是如果那时的积极性延续下来的话，也许现在英语已经很流利了吧。到九月世博会闭幕之前，圭吾好像一共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的规模难分轩轾，但都一样无聊。而华歌尔·力卡缝纫馆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播放的尺度很大的裸体影片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有个男人登上太阳塔①，在太阳巨人的眼珠部分坐了一周之久，好像是在静坐抗议。于是，圭吾一家开始就“那个人如何大便”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父亲说：“就用纸包起来丢掉吧?半岛体育?”大姐立马接口：“然后有人捡起来打开了。”这一家真是傻到一块儿去了。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的四月，圭吾上初中了。姐姐们告诉我这个中学很烂，我进去一看，发现姐姐的话果然没错。初中里发生的那些事请参照《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七二年

　　这一年冬天的某一天，札幌冬奥会拉开了帷幕。日之丸飞行队①包揽了高台滑雪项目金银铜牌的壮举让初中二年级的圭吾大为激动。对我来说，这是个让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我买了所有的体育类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报纸上登载了笠谷幸生选手从高处跃下的分解照片，圭吾模仿他的姿势，也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往下跳。所以，当笠谷选手在九十米级别的比赛中失利时，我受到了很大打击。自此之后，我成了高台滑雪项目的忠实粉丝，电视转播一场也未曾落下。继笠谷选手之后，日本又出现了秋元正博、八木弘和这样的世界级选手，这也是让我对这一项目一直保有热情的原因之一。这两名选手在后来的普拉西德湖冬奥会上也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八木选手，还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从那一年之后，日本军团就一直低迷不振。尤其是萨拉热窝和卡尔加里的两届冬奥会上，日本队的表现差到让人欲哭无泪的地步。在卡尔加里，日本队在团体赛上排名倒数第一。

　　当时，芬兰的马蒂·尼凯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跳台滑雪选手，是V字跳转成为主流前的王者。因为他太强了，所以各国选手都在拼命模仿他的飞行技术。在札幌跳台滑雪世界杯召开之时，圭吾被允许参观了时任北星学园女子短大副教授的佐佐木敏助老师利用电脑解析马蒂·尼凯宁飞行轨迹的研究。后来我把这一研究成果用到了《鸟人计划》中，现在想想，那部小说灵感的种子其实在我初二的时候就种下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圭吾抱着摄像机拼命录下尼凯宁每个动作的那次比赛上，V字跳转的创始人博克莱布获得了冠军——虽然当时很多人批评他的那种跳跃方式行不通。

　　一九七三年

　　这一年，圭吾升入了大阪府立阪南高中。进入这所高中的原因很复杂。我本来还报考了上官私立高中，如果我去了这里，那么就将成为巨人队元木选手的学长。还是那个学校更好吗？阪南高中毕业的名人很少，常在电视里露面的也只有演唱《美丽周日》的田中星儿了吧。这个高中的校舍就当时而言非常前卫，教室的一面全部是玻璃，从外面看起来十分漂亮，但是教室里面却热得像温室一样。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间教室的黑板有微妙的弯曲，这是为了防止黑板反光、学生看不到字迹而设计的。但是，不知是不是设计上出现了什么差错，不管坐在哪个座位看黑板，都会觉得黑板在反光。

　　阪南高中是个中游学校，圭吾觉得自己不用太努力应该也没问题，结果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只考了四百名（一共四百九十五人），这让我十分诧异。我每天都去繁华的商业街闲逛，因为我穿着便装，所以不怕被师长抓去训话。那时正是兜里没钱而想要的东西又很多的时期，小偷小摸的事也是做过的，还是老实招了吧。考试期间，我也每天都去四处游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时候放学都比较早，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反感考试。

　　最让人高兴的是，由于阪南高中没有校服，女生们就在穿衣打扮上展开了竞赛，圭吾做梦都想重回高中时代。回想起来，那时可爱的女生实在很多，傻乎乎的男生经常发起“可爱女生Top 10”的评选，自行投票，选出他们心中的女神，而圭吾则养成了每次都会爱上这位“女神”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这段时间我经常被发好人卡。“我觉得和你做朋友比较好”这样的话不知听到过多少遍。直到今天，我偶尔还会听到类似的话。呵呵呵。

　　一九七四年

　　这一年是东野圭吾推理小说创作元年。我读了小峰元①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从此就迷上了推理小说，顺便还知道了有“乱步奖”这样一个奖项，知道江户川乱步这个作家也是在那个时候。之前圭吾的傻瓜大姐告诉他“江户川乱步”是埃德加·爱伦·坡加入日本国籍后取的名字，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②。其实，相信这种话的我才真是个大傻瓜吧。

　　后来，圭吾又阅读了《高中杀人事件》、《点与线》、《零的焦点》等松本清张的作品。最后，我决定自己也要写一本推理小说。从冬到夏历时半年，我写出了一部三百多张稿纸的长篇作品，题目叫“智能机器人的警告”。如今回头重读才发现，这本以高中生活为背景的本格推理小说中所触及的深刻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我所能把握的。另外，我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个后记，我脑子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啊！

　　不过，一部作品总算完成了，这让圭吾心情大好，于是又迅速着手创作第二本小说。这一年的夏天，我曾和同学去丹后由良露营，于是便以此为题材开始写作，书中出现不少以朋友为原型的角色。小说名为“狮身人面像的积木”，我试图写出一个包含辨识凶手和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精彩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我没能保持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投入程度，因此没有在年内完稿。话说，父母对我写小说的事完全不知情，他们看到儿子每天伏案奋笔疾书，还以为我在认真学习。“最近终于知道努力了啊！”听到母亲的话，圭吾不禁一愣，但是说实话太麻烦了，于是就随口敷衍道：“你儿子我也在好好考虑升学问题嘛。”

　　顺便说一句，直到圭吾斩获乱步奖，父母才知道儿子在写小说这件事。

　　一九七六年

　　圭吾的第二部小说《狮身人面像的积木》已经动笔一年半了，但还远远没有完成，而我只能暂时搁笔。最大的原因是时间不够用，因为我要专心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了。我原本打算等考上大学之后再接着写，但是我落榜了，只能复读一年。当时，国立和公立大学分为一期校和二期校①，连共通一次考试②都没有开始实行。在第一志愿的大学和第二志愿的某国立二期校全都落榜的那天，圭吾难过地躺在床上，开始阅读清水一行①先生的《动脉列岛》一书。这本小说极为有趣，绝对可以列入圭吾“最爱小说Top 10”的排行榜，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本饱含痛苦回忆的书。要是清水一行先生知道的话，肯定会说：“你难过和我的书有什么关系啊！”

　　落榜后，圭吾上了一个位于大阪肥后桥的复读班。那个复读班水平很高，汇集了很多目标直指医学部的学生，圭吾一个人把全班的平均分都拉低了。但是，我在那里遇到很多以前不曾遇到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有个朋友问我：“东野你平常看不看书呀？”我回答：“我看松本清张等人写的推理小说。”结果人家一听就啧啧啧地不住咂嘴，并且说：“提到书，指的就是纯文学嘛。”“哦，是这样啊。”我应道，其实我连纯文学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要是我知道的话，明明可以用松本清张得过芥川奖的例子反驳对方的。但是，圭吾之前还曾经坚信江户川乱步是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就凭这样的智商想必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一九七七年

　　这一年，圭吾考上了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的电机工程专业。《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详细记载了圭吾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进入这所大学的。这里就只用“历尽千辛万苦”这几个字加以概括吧。

　　圭吾喜欢社团活动，于是我加入了学校的西式弓箭部。朋友们都选择了高尔夫球部或是快艇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向他们学习就好了。高尔夫球打得好的话，以后进入公司，可以在招待客户的时候派上用场；而驾驶快艇乘风破浪的英姿会博得许多女生的青睐吧。至于西式弓箭，也就是archery，喜欢这种偏门东西的人也太古怪了吧。但是，圭吾描写射箭运动的小说后来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嗯，所以很难说选哪个更好。不过，仔细想想，《放学后》中的社团活动不写弓箭部不是也可以吗？虽然书中写到了利用弓箭的诡计，但是如果设定为高尔夫部或快艇部的话，大概也能想出相应的诡计吧。所以，还是高尔夫部或快艇部更好。不不，比起成为招待客户的高手，还是受女生欢迎更重要，所以快艇部是最好的。然而，大阪府立大学快艇部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吧。说到底，是“大阪府立大学”这个名号不行——地方性大学谁会放在眼里呢？要说有哪个大学一报出名号就让人觉得很拉风，那还得说是庆应大学吧。要是能考上庆应大学就好了。

　　想到这里，又勾起了我没有考上庆应大学的伤心事。

　　一九七八年

　　这一年佳片不断，能看到《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等青史留名的影片，这让圭吾非常兴奋。我早就放弃了成为电影导演的梦想，不过我觉得自己也许还能成为一个编剧，于是就尝试着学习编写剧本，但是并没能坚持下去。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度中断的《狮身人面像的积木》这部小说，并软磨硬泡地让朋友和恋人都看了一遍，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于是，成为小说家的梦想也被我抛诸脑后，或者说，我本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我最终决定把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挥洒在射箭场和联谊活动上。

　　一九八○年

　　这一年，圭吾以弓箭部主力的身份参加了大学联赛，结果团体成绩名列倒数第一，后来在保级赛中又一次失利，队伍惨遭降级。圭吾切实感受到自己的确缺乏领导力，我在联赛中也一直处于消沉萎靡的状态。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孩子来领导一帮年龄相仿的人，本身就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吧。后来，我在描写《单恋》中西脇哲郎复杂的内心世界时，用到了这一时期的体验。

　　联赛结束后，圭吾就退出了弓箭部。终于到了该找工作的时候了。找工作的事详细记录在《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中。学校规定拿到公司协议后，只要取得必需的学分就能毕业，圭吾的学分基本已经够了，所以在大四上学期考试期间，我抽空去东北地区玩了一趟。我是一个人去的，那次我在某个地方遭遇了不得了的事情。后来我以这次事件为蓝本写了一篇小说，收录在《怪人们》一书中。

　　一九八一年

　　这一年，圭吾进入日本电装公司①（现更名为DENSO）工作，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丰田系列车型的零配件，不过它并不是丰田的子公司。我是从弓箭部的朋友那里听说这个公司的，朋友的姐夫就在那里工作。圭吾一直希望能进汽车公司工作，所以觉得这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也不错。入职前，我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戒烟。我认为刚上班肯定会有种种不适应，压力一大就会忍不住抽更多的烟，所以不如索性戒掉。

　　入职后第一个月是新人培训期，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接受各种教育，在这期间戒烟确实非常痛苦。培训期结束后就进入现场的生产线工作了。圭吾去的是燃料喷射装置（即所谓的EFI）生产工厂，从事电子喷射零件的制造。其实各项工作都颇为不易，而最为悲惨的就是油类引发的皮炎。工作中必须要用到一种石油，这种石油一接触皮肤就会引发类似烧伤般的皮炎皮疹。星期一到星期三，手上的皮肤变得通红；星期四到星期五，手由红色转为茶色；而到了星期六，手皮就会噼里啪啦地开裂。每天一回宿舍就要在手上涂一层厚厚的白色药膏。皮炎很痛苦，而另一项测量作业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像机器似的干个不停，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的表演一模一样。为了让工作快乐一点儿，圭吾把泽田研二的歌按照时间顺序从旧到新一遍遍地唱过，然而即便如此，同样的歌曲唱个几十遍也腻了，所以有时也穿插几首天地真理的歌，比如“我——在网球场——等你”之类的。这时走过身边的同事似乎都觉得这个人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生产线上的工作结束后，圭吾被分配到生产技术部。基于保密义务，这里不能过多透露工作内容，不过老实说，我不是那种能干的员工。我偶尔也写写研究报告，但是每当这时前辈就会取笑我说：“嘿，圭吾，别假装努力工作了！”也许前辈只是开个玩笑，但却歪打正着，一语道破天机。

　　一九八二年

　　进入公司已经第二年了，说起个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反正圭吾每天多少都会犯点儿错误。我虽然在研究部门，但是却没有任何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所以开始考虑转行。我甚至想过通过函授教育取得教师资格证，以后当个老师，可是考虑再三，我觉得教书根本不是我想从事的职业。

　　有一天，圭吾在书店拿起乱步奖获奖作品《原子炉杀人事件》①，无意中看到书后的乱步奖评选及投稿事项，这才明白大家是看到这个才去投稿的。我早就知道乱步奖，但却完全不懂要如何参赛。《小说现代》上经常登载乱步奖投稿方法，不过当时我从不看这类杂志。

　　既然知道了投稿方式，我就下定决心一试身手了。写小说不花钱，而且可以边工作边创作。如果能得奖的话，说不定会有大笔稿费进账。另外，成为小说家就可以回大阪了，说不定还能买得起房子。总之，这么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没理由不当小说家！于是，圭吾奔向文具店买了五百五十张KOKUYO②的稿纸，这是乱步奖规定的字数上限。我第二天就迅猛地投入了小说创作之中。我心里并没有成熟的想法，所以基本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故事开始没多久就死人了，但我还没有确定谁是凶手，当然，诡计也没构思出来。即便如此，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写。编不出故事就安排意外事件，反正总得把剧情继续下去。小说写到后半部分，故事越编越困难，人也越死越多。我每天都在数自己写了几页，然而却怎么也达不到乱步奖规定的最低标准的三百五十页稿纸。此时，圭吾的目标已经不是获得乱步奖了，而是要在规定期限内把字数凑够，把稿子投出去。此时，我深深感到写小说的艰难。进入十二月，我总算达到了三百五十页的最低目标，这让我很高兴；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因为写到现在我还迟迟不能决定谁是凶手。投稿截止日期就在一月底，伴着除夕之夜的钟声，圭吾还在苦苦思索小说情节。

　　一九八三年

　　离一月底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圭吾的小说终于完成了。我绞尽脑汁总算弄出一个还算出乎意料的凶手，但重读故事后发现了好几处情节上的矛盾。然而，我已经没时间修改了，或者说，我想不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另外，我没有打草稿，而是直接写在了稿纸上，所以就算修改也不能改变原稿的字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也就干脆死心了，我决定就把这个充满矛盾的原搞投出去算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定下小说的题目。我一直犹豫到把书稿装进信封的前一秒，才最终把小说定名为“人偶之家”。虽然不甚满意，但是小说总不能没有题目。因为这部作品和人偶有关，所以后来有人猜测《十字公馆的小丑》是该书的续作。其实这两部作品毫无关系，《人偶之家》是完全未发表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圭吾总算赶在截稿日期之前交了书稿，但是我觉得自己写得太烂，根本不可能获奖，于是又迅速着手第二部小说的创作。我决定努力五年，如果五次投稿都没有结果的话，就证明自己没有写作天赋。人贵有自知之明，男人应该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所以，圭吾又钻进单人宿舍开始了孤独的奋斗。吃一堑长一智，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这次我知道应该先打草稿才行。我把公司废弃的打印纸收集起来，对半裁开，在背面书写。我发现写满一张纸差不多等于四张稿纸的量，于是就决定每天写一张，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五个月就能完成了。关键问题是，要写什么呢？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一定要写出吸引人的谜题才行。那么，在自己看过的所有作品中，哪个谜题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呢？想来想去，我突然想起了《巨人之星》①这部漫画，主人公的绝招“大联盟球”让当年的小学生既着迷又困惑，尤其是其中“消失的魔球”这一招更是在孩子们中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圭吾决定以高中棒球为主题。这回从一开始就定好了小说题目，不用说，这就是《魔球》。在写作期间，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乱步奖揭晓的报道，高桥克彦②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一书最终获奖。圭吾并未感到大受打击，毕竟那只是初次试水而已。

　　不过，在《小说现代》上看到乱步奖评选过程时却让我喜出望外，我的《人偶之家》过关斩将，杀入第二轮评选，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入最终候选名单了。那时，我就想，“什么嘛，乱步奖也不过如此。”再努把力没准下次就成了，一时间我的梦想平添了几分现实色彩。

　　顺便说一句，圭吾在这一年年底结婚了。其实这桩姻缘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写下来也只是徒增伤感。不过，毕竟是人生大事，还是记下来吧。

　　一九八四年

　　卡在一月底的截止日期前，圭吾总算寄出了《魔球》的书稿，全长约四百八十张稿纸。我对于这部作品相当自信，但也没觉得自己幸运到能凭此书一举斩获乱步奖，所以从二月份起，我就马上投入到第三部作品的构思之中。新作品的背景设定在一所女子高中，主人公是男性教师。我的新婚妻子是一所女子高中的代课老师，我从她那里听说了很多学校里的事情，因此才有了这个设定。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圭吾并没有把真人真事写进故事里。我在这部小说里写到了女子高中的西式弓箭部，也只是想利用一下自己的经历而已。

　　四月前后开始动笔的时候，最初的想法中并未包括密室诡计，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密室里一定很有趣吧”，所以一拍脑袋就设计了这种诡计。话虽如此，现在圭吾回想起来也不禁发出“我真是上年纪了”这样的感慨，一拍脑袋就想出诡计的事情现在可办不到了。这是思想僵化的缘故吧。

　　姑且不论这些，五月的一天，圭吾终于等到了期盼多时的讲谈社的通知。通知上说《魔球》进入了第三十届乱步奖最终决选。我本来就对该作品颇为自信，不过看到这个结果时，还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是，我也并没有乐观到认定自己这次能获奖，因为之前的人生一波三折，我反而觉得这次的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我预料得没错，获奖结果发布当天，评选委员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实在非常遗憾??”不过，负责人又非常热情地说：“这次十分可惜，请您明年继续投稿参赛。”当圭吾回答已经在写了的时候，对方显得有些惊讶。

　　除了几个好朋友，圭吾没有把写小说的事告诉别人，所以周围也没人对此大惊小怪。我父母和两个姐姐一概不知情；当然，这件事对公司也要保密。我在工作中感到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把怒气发泄在书稿里。新作品的题目叫“放学后”，取自去金泽旅行时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店名。事实上，这个题目后来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书名不错。

　　话说，十一月的时候，讲谈社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询问写作进展。我问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编辑回答要是能提早完稿的话，希望能在参赛之前让他们先看看。他们似乎会给每一位以前进入最终候选名单的人打电话。而天性别扭的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断然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大家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一九八五年

　　《放学后》终于在截止日期前三天完稿了，这次又拖到了最后一刻。当时文字处理机尚未普及，所以誊清原稿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圭吾本来用的是自动铅笔，但是连写十几页稿纸之后手指就麻木了。为了轻松一些，我便用皮革把笔杆包粗一点儿，这样一来，手的负担倒是减轻了，而胳膊又开始疼痛起来。不过，最后好歹总算完成了。

　　书稿投出去之后，圭吾又立刻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书名就定为“毕业”，主人公设定为大学生，但是我还没有想出任何故事情节。这时，我从身为里千家①茶人的妻子那里听说了雪月花之式，于是就决定把这个加入小说。雪月花之式是茶会仪式的一种，极其繁琐，理解起来都很困难；而且，还要在这个仪式中加入下毒的诡计，就更加麻烦了。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设计诡计，但是恐怕读者理解起来依然非常吃力。小说中的另一个诡计是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一种新型技术。本书的主题则选择了自己在初中时就有所涉猎的剑道。

　　在此期间，圭吾收到了《放学后》进入乱步奖最终决选名单的通知，既惊喜又紧张。由于这次颇有自信，所以要是再次落选的话，肯定会大受打击，而且还要再等一年才能参赛。于是，圭吾考虑在空当期参加一些其他的新人奖评选。我看中了“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因为这个奖项是针对短篇小说的，所以很快就能写完，而且半年后就会公布获奖情况。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比赛的截止日期是六月底，乱步奖的结果发布是七月二日，所以必须在知道自己是否得奖之前就寄出另一份参赛稿件。我纠结到最后，还是决定参加这个新人奖比赛。

　　然而，就在准备动笔之际，又产生了新的烦恼。我有两个短篇的灵感，不知要用哪一个才好。因为如果这次拿下乱步奖，就必须得在获奖后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毕竟是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应该拿出自信之作才行。而另一方面，既然要参加ALL读物新人奖，那么如果提交的作品不具备竞争奖项的实力，参赛也就毫无意义了。嗯??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圭吾还是决定把最好的作品留到获奖之后。ALL读物新人奖算是一时“花心”，搞砸了也损失不大。话虽如此，我还是认真地完成了作品，于六月底寄了出去。在乱步奖结果发布的前三天还参加了其他新人奖评选的家伙，除了圭吾之外，再无他人了吧？终于，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了。

　　乱步奖发布结果那天是工作日，所以我还是照常去上班。但是，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在焦急与期待中等到了下班时间。但是，我也不敢马上回家，又在公司里磨蹭了一个小时。回到家已经晚上七点了，而讲谈社还没有打来电话，这时我便有了落选的心理准备。根据去年的经验，如果得奖，讲谈社应该早就打电话联系了。圭吾和妻子垂头丧气地等到七点半，电话终于来了。反正肯定是落选，抱着这样的心情我接起电话，没想到对方却通知我获奖了，而且是和《莫扎特不唱摇篮曲》同时获奖。太难以置信了。

　　第二天要召开记者会，圭吾马上打电话向课长请假，然后又给朋友们打了电话。这时，两个报社记者突然上门采访，我把他们请进家门，但他们却对情况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江户川乱步奖，也不知道我获奖的事。这个采访任务似乎是上司突然塞给他们的。我先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才进入正式采访，还被拍摄了照片。等记者离开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一直穿着睡衣。身着睡衣登上《朝日新闻》“人物”专栏的，圭吾大概是史上第一人吧。

　　第二天，圭吾去东京参加记者会，左手手腕上还缠着纱布。由于工作的缘故，我的皮炎越发严重，创面惨不忍睹。记者会上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手上包着纱布？”

　　一起获奖的森雅裕①先生颇具沉稳安静的艺术家气质，后来才知道这位很不简单。

　　讲谈社的大人物找我聊天，其中有人提到小说题目应该改一改，这让我大为惊异。有人认为“放学后”这个题目过于简单，应该改成“被密闭的放学后”或者“放学后的密室”之类的。圭吾很是不解，看到此处的读者应该也有同感吧。然而，当时与今天不同。我回家后还在苦苦琢磨，但却想不出一个比“放学后”更好的题目。最后，我决定把题目改成“放学后的恶魔”。这个题目也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期限将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几天后讲谈社打来电话说还是保留“放学后”这个题目。据说编辑部里也对此争论不休，最后的结论是这个题目虽简单，但也很新颖。现在很多人都夸这个题目取得好，所以当时不改是对的。

　　另外，有几个评委批评《放学后》的“犯罪动机薄弱”，他们觉得怎么会出于那种动机而动手杀人呢。这似乎就是本书最大的争议。圭吾对此无法接受，我想写的就是“出于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动机而行凶杀人”的故事，所以不能接受评委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推理小说中必须出现“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杀人动机”。仅就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推理小说作家来说，现在真是一个自由的时代。

　　九月，《放学后》终于在书店上架了。看到自己的书出现在书店的感觉非常奇妙，但是在公司被人索要签名的感觉却不太好。圭吾不管到哪个部门都会被人认出，这实在让我很难办。本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特意要求讲谈社不要公开自己的公司和住所等个人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妥善处理。坦白说，我还打算再过一段边上班边秘密写作的日子呢。

　　话说，《放学后》的销量不错，虽然比不上同时获奖的《莫扎特不唱摇篮曲》一书，但是也卖出十万本之多。乱步奖的金字招牌果然很厉害！圭吾不禁寻思自己何时能赶超这一销量，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九月底召开颁奖典礼，圭吾久违地购置了西服和领带。我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平时不需要这样的打扮。典礼上，我忐忑不安地上前致辞。说是致辞，其实也就是“感谢大家”之类的寥寥数语。后来听说这是乱步奖历史上最短的致辞了。说起来，同时获奖的森雅裕先生则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其中还有一些相当过激的内容，事后引发了小小的争议。

　　派对上，很多不认识的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一转眼的工夫，口袋里就塞满了名片。人群中也有几张熟面孔，不过只是我单方面认识人家而已，人家可都是有名的大作家。如今已经散伙的冈嶋二人①两位和井泽元彦②先生等也来找我交谈。井泽先生劈头就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啊？”我也与老前辈佐野洋①先生打了招呼。过了一会儿，有位陌生的女士走近前来询问我的身高，我回答“一米八”。那位女士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去，据说她是受佐野先生之托来问的。佐野先生似乎一直以推理界身材最高的作家自居。他有多高呢？这个问题让我很好奇。

　　派对结束后，圭吾被讲谈社的人带到了银座的酒吧，那是一间著名的文坛酒吧，现在只有这个名号仍是一个传说，因为店面早已消失不见了。原来，我去的那天是该酒吧最后一天营业。多亏去了一趟，所以日后我才能时不时向驰星周②他们几个炫耀：“我可是去过银座××酒吧的老前辈哦！”无论如何，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还半开玩笑地想，说不定这就是最后的狂欢了。没想到，这并非玩笑。之后的十年果真再无这样的机会了。

　　十月里的一天，圭吾举行了有生以来首次签售会。会场设在爱知县一家有名的书店里。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六，一到会场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又惊又喜。“天啊，太壮观了吧！原来我这么有名！”不过，没高兴多久，我就发现队伍里全是熟人，基本都是公司的同事、妻子那边的亲戚等等。同事生怕队伍后继无人，还排了两次。不知道最后到底卖掉了多少本，反正签售会算是圆满结束了。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书店老板却还不知足，他提议：“东野先生，明天去另一家分店再开一次签售会吧。”要是当场拒绝就不会有问题了，可偏偏我也兴奋得忘了自己几斤几两。我人生中第一次给这么多人签名，俨然已经觉得自己是明星作家了，于是便当即拍板：“没问题，明天再来一场！”我早已忘记了今天的签售会是因为熟人捧场才勉强撑起来的。

　　第二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书店老板和圭吾在某车站前的书店门前搭起桌子，竖起“东野圭吾签售会”的标语，做好准备等待客人蜂拥而上。老板和我都摩拳擦掌干劲十足，一个等着卖书，一个等着签名，但是等得花儿都谢了也没有客人来。不，逛书店的客人有，可几乎没人朝这边看。偶尔有人冷淡地瞥几眼，好像在说：“这家伙干什么的啊？”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和老板默认这次签售会已经失败，也不知是谁先提议今天就到此为止好了。收拾桌子的时候，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走近前来，问道：“你是在签名吗？”“是啊。”我回答。于是，小学生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张夹在报纸里的小广告，翻过来递到我面前，说：“那你在这里签吧。”我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上面签了字，还和小学生握了握手。第二场签售会就只签了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多么畅销，也再不办签售会了。

　　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的三月，圭吾终于搬到了东京。之前，我辞掉了日本电装公司的工作。递交辞职信的时候，公司那边的反应是“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人觉得惋惜，也有人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无论是怎样的反应，我统统当作对我的鼓励，愉快地离开了公司。说实话，我在职时曾有诸多不满，但如今回想起来，没有在公司的那段历练，也就没有作家东野圭吾，更不用说一直坚持写作了。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对不是随口说出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的那天，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神奈川县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发生追尾事故。搬来的行李一件都没有拆开，连出门买吃的都不行，我度过了凄惨的三天。

　　这里真不愧是首都，房租之高让人头疼。本以为《放学后》的版税足够支持五年的花销，但是现在一看，我心里也没底了。刚在新家安顿下来，讲谈社的领导就请我去位于赤坂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鱼翅，直到走出餐馆我都还以为那是香菇。我告诉妻子：“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菇！”之后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饭桌上，讲谈社众人神情复杂。后来问起来，他们觉得我“轻率辞掉工作来到东京实在太鲁莽了”，大概是因为见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却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写作吃饭，我这么年轻，还有其他出路，怎么也不会饿死。

　　我已经把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毕业》的文稿交给了讲谈社。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放学后》卖了十万册，这次能卖到上次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册，我就满意了。我想到自己作为读者，虽然常买乱步奖获奖小说，但是却很少购买那些作家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我的预测基本准确，每当提到这事，编辑们都会大感佩服，因为据说大多数人都认定获奖后第一部作品能与获奖作品一样受欢迎。那些人的想法真是奇怪！

　　在这一年里，除了获奖后第一部作品《毕业》之外，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小说。这是圭吾第一部novels版①作品，而且还是老牌出版社的“河童novels”系列。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系列中读到过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万千，“啊！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然而，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出版此书的，编辑表示“先看看原稿，如果有意思就出”。所以当责编说“下月就出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当年能在“河童novels”系列出一本书，别提多有面子了。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在novels风潮来临之后，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日益加剧，“河童novels”系列的门槛也逐渐降低，这实在令人遗憾。光文社的有关人士如果看到这一段，想必会心生不快。不过，我这是在为“河童novels”加油助威。河童，重振雄风吧！

　　话说，在这一年圭吾开始打高尔夫了。在“河童novels”负责人的陪同下，我买了一套便宜的高尔夫用具。你问有多便宜？就拿当时买的高尔夫球鞋来说，我刚打了十几杆后，鞋子前端就像大白鲨的嘴一样大大地裂开了。这种鞋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只好找球童要了橡皮筋绑住鞋子，才勉强打完一场球，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过，我囊中羞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明明没钱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我，每周都去附近的练习场上课。每当教练看到那个穿着破棉裤配破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球杆装在纸袋子里晃晃悠悠走进球场的谜样男子，都会露出几分微妙的厌恶。